美国一个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

摘自让·波德里亚著《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来源：哲学王ID:zhexueking

美国既不是梦也不是现实，它是一种超真实。超真实是因为这是一个乌托邦，然而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已经实现了的乌托邦。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实用的，这里的一切却又让人陷入幻想。可能美国的真相只能被一个欧洲人发现，因为只有他在这里看到了完美的拟像，对一切价值的内在性和物质转换的拟像。美国人完全体会不到仿真的意义。他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仿真形式，但是没有掌握仿真的语言，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模特。马拉松是一种表演性的自杀形式，一种广告式的自杀形式：跑是为了表明自己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极限，为了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有能力达到终点。涂鸦也是如此，它们诉说的只是：我是某某人，我存在着！它们是对存在的免费宣传！有必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存在吗？这是虚弱的奇怪符号，是一种新幻觉的征兆符号，无面孔的表演的新幻觉，无尽头的显著事实的新幻觉。在圣巴巴拉（SantaBarbara）芳香四溢的山坡上，所有别墅都像殡仪馆。在栀子花和桉树之间，在丰富的植物品种和单调的人种之间，是已变成现实的乌托邦梦想的悲剧命运。在财富和解放的中心，总是能听到同样的问题：“纵欲狂欢之后你干什么？”当一切，包括性、鲜花、生和死的陈词滥调都唾手可得时，还能做什么呢？这是美国的问题，而且已通过美国，成为了全世界的问题。就像肥胖的人不停地发胖，就像唱片在同一个槽里无止境地旋转，就像肿瘤细胞增生扩散，就像一切事物都已遗失令自身停止运转的公式。这里的整个社会，包括它积极的、富有生产力的部分，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向前奔跑，因为他们已经遗失了停下脚步的公式。另一种解决办法来自慢跑者。从某种意义上，他把自己呕吐了出来，在跑步过程中，与其说他消耗了能量，不如说他把能量呕吐了出来。他必须达到疲劳产生的沉醉状态，即机械性灭绝后的反常状态，正如厌食症患者寻求器官灭绝后的反常状态，即空虚的身体的沉醉，正如肥胖者寻求体积灭绝后的反常状态，即充盈的身体的沉醉。突然之间，电视揭露了自己的本质：它是另一个世界的视频，它事实上没有在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冷淡地传输着它的影像，却对自己传输的讯息漠不关心（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消失以后，电视仍会继续运转）。总之，在美国，人们拒绝看到夜晚或休息时间的来临，也拒绝看到技术进程的中断。一切都必须时刻运转着，人类的人造力量必须不能松懈，自然循环的间歇必须被消除（季节，昼和夜，热和冷），以让位于一种时常显得荒谬的功能性连续（从根本上说，对介于真和假之间的状态的拒绝是同一种拒绝：一切都是真的；对介于善和恶之间的状态的拒绝也是如此一切都是善的）。你可以借口说这是出于恐惧或强迫症，并且说这一非生产性的消耗是一种吊唁。对金钱的所有权就像权力，的确是很灼人的，需要有人为我们冒这个风险，而我们应该为此对他们永怀谢意。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下不了决心把钱存到银行的原因，因为我担心自己永远没有勇气把它取回来。当你前去忏悔，把你的罪孽寄存在牧师的良心中时，你曾把它们取回来过吗？另外，这里的气氛就像是忏悔室的气氛（再没有什么比银行更像一个卡夫卡式的场所）：承认你有钱，承认这是不正常的。是真的：有钱是一种骑墙状态，银行会将你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我们对你的钱很感兴趣”。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始版本，而我们是配了音或加了字幕的版本。美国人驱除了起源问题，它对起源或神秘的真实性问题没有兴趣，它没有过去，也没有立国的真理。因为没有经历时间的原始积累，它就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当下中。因为没有经历真理法则缓慢的、数百年的积累，它就生活在永恒的仿真中，生活在符号永恒的当下性中。

“第一个看到美国的人，每艘船上都会有这么一个人。别以为这只是凑巧或是幻想，这是命运。那一瞬间早已刻印在他们的生命之中，若你能在他们仍是孩子时，就察看他们的双眼。只要你够仔细，就已能从其中看见她——美国。”

——《海上钢琴师》

我们指责美国人既不会分析，也不会创造概念。但这是对他们的诬陷。我们认为一切在超验性中累积，认为任何存在的事物，其概念都被思考过。他们不仅对此不甚在意，而且他们的视角恰恰相反。不是把现实概念化，而是把概念现实化，把理念物质化。宗教理念和十八世纪的启蒙道德当然包括在内，但也包括梦、科学价值、性倒错。把自由物质化，同样也把无意识物质化。我们关于空间和虚构的幻想，同时还有关于真诚和美德的幻想，或者对技术的狂热。在大西洋这边被梦想的一切都有机会在另一侧被实现。他们从理念出发建造了现实，我们把现实转化成了理念，或者意识形态。这里，只有产生或出现的东西才有意义，对我们来说，只有思考自身或隐藏着的东西才有意义。在欧洲，即使唯物主义也只是一种观念，它是在美国，在事物的技术运作中，在把思考方式转换成生活方式的运作中，在生活的“运转”中—正如我们在拍摄电影时说：Action（开拍）！然后摄像机开始“运转”，才成为了具体现实。因为事物的物质性，当然是它们的电影摄制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会把所经历的与统计学有关的一切都看成是悲惨的命运，他们立即在其中读出了他们个体的失败，并逃避到对定量分析的愤怒挑战中。美国人则正好相反，他们把统计学视作一种乐观的刺激，视作衡量他们的机会，衡量他们是否幸福地融入大多数人的指标。这是唯一一个数量可以毫不负疚地赞美自身的国家在这一切之中，广告精神远比公共精神耀眼夺目。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是解放的特征，而这个社会的猥亵性本身是它的解放符号。所有效果的解放，其中某些是完全过分和卑鄙的，但是，解放的顶点，它的逻辑的结果，恰恰就在于壮观的狂欢之中，在速度之中，在变化的瞬时性中，在普遍的离心率中。政治在景观中，在不惜代价获得的广告效应中令自身得到解放；性在所有异常和倒错（包括对性的拒绝这一最新时尚，它本身只是性解放的一个过度冷却的结果）中得到了解放；风俗、习惯、身体和语言在时尚的加速发展中得到了解放解放了的，不是获得了理想的现实、获得了内心真实或透明度的人，解放了的，是转换了空间、行动自如、根据时尚而不是道德改变性别、服饰和习俗的人，根据观念典范而不是自身意识改变观念的人。这才是实用的解放，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我们是否哀叹它的浪费和猥琐。为什么类似下面的段落（G·法耶）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绝对错误的呢？“加州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完全的神话而引人注目…种族多元主义，科技霸权，精神自恋，都市犯罪和视听盛宴：作为超级美国，加州以真实的欧洲的绝对对立面而引入注目…从好莱坞到甜腻的摇滚，从《ET》到《星球大战》，从校园里伪反叛的急切渴望到卡尔·萨根（CarlSagan）的胡言乱语，从硅谷的新诺斯替教徒到帆板运动的神秘主义者，从新印度教的上师到有氧运动法，从慢跑到作为民主形式的精神分析，从作为精神分析形式的犯罪到作为专制工具的电视，加州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它是拟像和不真实的世界根据地，是冷酷的斯大林主义的绝对综合。作为一块歇斯底里的土地，作为无根者聚集的焦点，加州是非历史、非事件之地，但同时也充满时尚的蠢动及其不间断的节奏，也就是静止之中的颤动，这一颤动困扰纠缠着它，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受到地震的威胁。”美国的新颖之处，在于第一层次（原始的和狂野的）和第三类（绝对的拟像）的冲击。没有第二个等级。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把握的局面，因为我们一直偏爱第二层次：自反性，痛苦意识。然而，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颠覆，任何对美国的观念都无法得到解释。乐园是真实的！电影，电视，这些都迪士尼是现实。高速公路，西夫韦，天际线，速度，沙漠——这才是美国，不是画廊，不是教堂，不是文化让我们把应得的赞美给予这个国家，将目光转向我们自己的风俗的荒谬之处，这是旅行的益处和愉悦。为了看到和感受美国，必须至少有那么一瞬间，你曾在某个市区的丛林中，在多彩沙漠（PaintedDesert）中或在某条高速公路的弯道上感觉到欧洲消失了。必须至少有那么一瞬间，你曾问过自己：“我们怎么能够是欧洲人呢？”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甚至连垃圾都是干净的，贸易是顺畅的，交通是平和的。潜在的，乳状的，致命的——生活如此流畅，符号和信息如此流畅，身体和汽车如此流畅，头发如此金光闪闪，管理技术如此华丽精致，使一个欧洲人幻想死亡和谋杀，幻想自杀者的汽车旅馆，幻想放荡狂欢和同类相食，以抵消海洋的完美，光的完美，抵消生活的荒诞的便利性，抵消这里每样东西的超真实性。

让·波德里亚著《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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