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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医学史l朱宪彝1903198
朱宪彝(-)
内分泌医学史系列
来源：百度百科
来源：医院内分泌科年纪念文章
来源：天津三中校友风采录（王兴民）
在天津医科大学的校园里，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内，在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的花园内各矗立着一位伟人的铜像，即天津医学院的创始人朱宪彝教授。他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于年组建了天津医学院。他也是天津现代医学的创始人，为国家培养了上千名合格的医生，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为解除我国人民的疾苦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一生清贫，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内分泌事业和教育事业。对于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所有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朱宪彝教授铜像
立志学医勇于创新
朱宪彝，字良初，天津市人。年1月3日诞生。朱宪彝的曾祖父是在天津经营金银首饰的商人，虽然没有天津“八大家”那样声名显赫，倒也殷实富裕，有房产几处，都在老城厢一带。他们都遗憾自己远离翰墨，不近书香。祖父志在科举，但是屡试不第，又无意商务，只得寄厚望于子辈，自己则精神抑郁，英年早逝，家道便日渐衰落。祖母只好携带5子2女，操持家政，依然秉承夫命，劝子求学上进。朱宪彝的父亲排行二，终于不负众望，考取清朝末科秀才，使翘首企盼的老人总算得到一点慰藉。但是，戊戌变法维新的浪潮席卷全国，废科举，兴新学，及第的秀才也只能另谋出路。父亲后来就读于天津政法学校。毕业后尽管有满腹经纶，却并无用武之地。先是在一位姓姚的盐商家里教私塾，后随军阀贾宾卿去绥远督统署做文书，继而转至北平陆军大学任文书科长，母亲便随父亲去北平居住，朱宪彝和弟弟妹妹仍随祖母住在天津西门里欧家胡同。
当时，军阀混战，内困外扰，民不聊生。父亲虽在北平谋有职位，但常常是季发月薪，生计无保。朱宪彝兄妹3人陪祖母居住，全靠祖母勤俭持家，衣服也多由祖母亲手缝制，生活过得很拮据。
幸好外祖母时常给些接济，总算没有冻馁之虞。祖母和外祖母是同胞姐妹，父母的婚姻也是两位老人做主，两家自然关系融洽。就连后来朱宪彝上大学，也是由舅父帮助，这是后话。这种离开父母的生活环境，这种艰难困苦的社会状况，倒使朱宪彝早早地成熟起来，从不任性自负，倒能谦恭自励。祖母的强干，母亲的贤慧，父亲的勤勉，使朱宪彝耳濡目染，身安体习。而他的聪颖好学，也自然赢得祖母和父母的青睐。也许是应了“逆境出英雄，寒门多孝子”的古语，朱宪彝兄妹3人个个不辱父命，学业优秀，颇有建树。朱宪彝成为蜚声中外的内分泌学家；妹妹朱颖卓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土木工程师；弟弟朱宗彝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成为我国卓有成就的农业科学家之一。三英齐登科，总算实现了四代人望子成龙的企冀。
朱宪彝幼时先在几位商绅家馆附读3年，9岁时(年)入直隶第一模范小学读二年级。直隶第一模范小学(现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是天津市刚刚兴办的第一所公立学堂。校长刘竺生先生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曾拒绝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的重金高聘，苦心孤诣地创办这所新学。他聘请任教的都是些举人、进士、高等学校毕业生或日本留学生。学校要求学生很严，教师们教课也和私塾不大一样。地理老师教给学生按各省的地图形状特点记名称；历史老师把各朝代的皇帝名字编成诗歌、顺口溜；语文老师更要求学生在课上完成作文，课下一字一句批改，还要按成绩每次排出次序来。朱宪彝所做的《论诸葛亮》《论岳飞》《读出师表》等文章都被当过范文展示。由于朱宪彝勤勉好学、成绩超群，他被推选为该校的第一任学长。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找人借《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有时也随老人去昕书，诸如《封神榜》《三侠五义》《小五义》等，不知不觉增加了许多文史知识。他特别记得诸葛亮所写出的《诫甥书》一文，“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已之志，揭然有所存，测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询，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德，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并把它当做立志修身的诫示。朱宪彝一直怀念他的小学启蒙时代，并始终珍藏着批改过的国文作业本和操行评语册。
年，朱宪彝考入直隶官立一中(现天津市第三中学)。校长王梦臣先生是北洋水师学堂的高材生，因不满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弃官从教，力主新学。他邀集许多前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和一些留学生来校执教，遂使直隶官立一中驰名全国。王校长经常给学生训话阐明时势，勉励学业。那气宇轩昂的神态，那感人肺腑的教诲，一直赢得朱宪彝的敬仰。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世界历史等科的教员能完全用英语授课，畅达无阻而且妙趣横生，更使朱宪彝佩服得五体投地。尽管有的学生给老师们起了一些不礼貌的绰号，老师们也佯做不知。国文教员刘老师还有时在班上给学生们唱段昆曲，逗得大家捧腹大笑。很快他就明白了，这所学校肯在鼓励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掌握科学知识、冲破封建羁绊、培养民主意识上下功夫。他暗下决心，要像教师们一样有学问，干事业。他给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作息制度：每晚8时入睡，每晨4时起床，坚持晨读；无论严寒酷暑，年节假日，坚持不懈。这个制度，从初一开始，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前夕，使他养成一种特立独行、笃实不殆的顽强作风。
中学时期，正值国内时局动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已经形成时尚。朱宪彝在业余时间不断学习《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的专栏文章，思想比较先进。“五四”运动爆发时，官立一中是天津学生运动的主力之一。在学生会主席韩致祥、于兰渚(于方舟)带领下，朱宪彝参加南开中学举行的天津学生联合会第一次爱国运动大会；参加过到省公署请愿和包围警察厅的示威活动；在东浮桥一带发表革命演说，到估衣街宣传抵制日货；在为营救周恩来等爱国人士的请愿活动中，朱宪彝挨了警察的军棍，依然一身正气，坚持到底。周恩来等革命志士在狱中所做的“求学不忘救国、爱国不忘求学”的号召，也深深激励着他。通过这场斗争的洗礼，朱宪彝对于青年的责任、社会的复杂有了更深切的体验。民主和科学的意识已经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深根。
年，朱宪彝中学毕业。他不愿意谋求银行、铁路、海关等俸禄优厚的职位，而幻想着走“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他曾想报南开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探求万物之奥、济世之道；也想报考北洋大学数学系，自信数学基础扎实，定能有所做为。对于应用科学，如工程学、医学等，他却毫无兴趣，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这些学科难能迅速发展，有所成就。可是，父亲偏偏让他报考中国的最高医学学府一北平协和医学院，希望他将来独立开业，万事不求人，再不要像自己一样，寄人篱下，全为他人做嫁。
朱宪彝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他以几乎全优的成绩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唯一的遗憾是英文口试得了零分。北平协和医学院是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楷模创办的，前三年预科在燕京大学生物系上，后五年本科在协和医学院本部上，全部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教授也是外国人，即使是中国人，在学校内也以英语交际。英语口语不过关无疑是朱宪彝求学路上的最大障碍。他自幼刚毅沉稳，不甘人后，便硬着头皮去听课，对着墙壁练英语口语，挤出时间去复习，抢着机会去交谈。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顽强的毅力，也凭着他中学时代扎实的知识和英语阅读能力，他竟然很快闯过难关，应付自如了。由于成绩名列前茅，第一年就获得了奖学金。医院的淘汰率是举世闻名的。他所在的班级开始有30人之多，繁重的学习负担压垮了一批又一批人，第一学期末剩下15人；第二学期末剩下10人；再后来连留级下来的学生，总共还剩下8人。医预科结束后才算稳住阵脚。
起初，朱宪彝想念完医预科后再转学他处；但经过这样一番拼搏，朱宪彝却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是他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境遇，不再见异思迁；也许是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这些实验性很强的课程唤起了他的灵感，他自己也说不准确。他自己进行的果蝇遗传试验确实使他感到了无穷的乐趣给他影响最大的著作要算是英文版的《巴斯德传》。这部由巴斯德的女婿撰写的传记详尽而生动地介绍了这位伟大的微生物学家的生平业迹，特别是他在研究炭疽病方面所做的贡献和成功经验，给朱宪彝很大启迪。他很崇拜巴斯德的这段名言：“机会只赐予有科学思想准备的人”。医学是造福人类的崇高职业，他终于立志献身医学事业了。
朱宪彝几乎是以贪婪的态度摄取着知识的营养。现存的几十册课堂笔记和读书心得真实地记录着他那时的学习情况。涉猎范围之广泛，表述方式之清晰，文字书写之工整，皆令目睹者起观止之叹。朱宪彝的课余学习生活几乎全在图书馆或病案室里度过。
北京医院的“图书资料”“病案资料”与协和的“专家教授”一起，被誉为“协和三宝”。图书馆不仅藏书浩翰，而且采用开架借阅，图书按分类次序摆放在书架上，读者可自行查找所需书目，还可迅速了解同类书籍的内容，极为便利。病案室则积累着协和医学堂年以来的所有病例，并且按病人姓名、入院时间、出院病人分科登记、病种分类，这种科学分类方法，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大量可靠资料。有人统计，协和正式发表的论文，有85％都是依赖病案资料整理完成的。这样优越的学习条件，难怪朱宪彝视为宝地，有时竞乐而忘返了。确实，他为了搜集资料，曾经几次让图书管理员把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彻夜钻研。在协和医学院当时还流传着这样的佳话，朱宪彝和王叔咸恰恰不同，夜读成习，晚8时起读书，午夜方休。8点以前，朱宪彝在图书馆苦读，王叔咸则弹琵琵自娱；待到朱宪彝入梦，他也就开始自修了。两人同居一室，相安无事，竞也无缘一起研读，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本世纪20年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虽然也举行过声援“五卅”运动的正义活动。但总的倾向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这样的环境下，朱宪彝的爱国热情没有减弱，也曾到顺义县等地宣传抵制日货，但是在思想上逐渐接受了社会进化论的影响。
年，朱宪彝完成了8年的艰苦学业，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荣获文海(Wenham)奖学金。这个以纪念为创办协和医学堂做出杰出贡献的外籍医生文海而设立的奖学金，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奖，每年评选一次，授予本院本科学生在五年学习期间考试成绩积分最高者，每届毕业生中只有一人可享此殊荣。在朱宪彝前面，还有刘绍光、刘士豪、李廷安、诸福棠、林巧稚等有幸夺魁。只是在这时候，朱宪彝才第一次穿上了西装。协和师生莫不交口称赞这位恬静朴实、总着布衣长衫的天津青年，但是很少人知道，他8年的大学生活，除了每年获得的百元奖学金外，竟全是靠借债维持下来的。本息4千银元的债务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他该有多么坚强的韧性才能支撑啊!
毕业后，摆在朱宪彝面前的两条出路：一是遵从父命，挂牌行医，既解眼前困境，又有致富前景；二是留在协和深造，开拓一番事业。朱宪彝决计选择后者，甘愿留协和做清苦的内科住院医师。
协和医学院住院医师的工作及生活条件都相当优越，但薪水不高，每月百元左右。朱宪彝年结婚，当时已有两个孩子，父亲已经赋闲，双亲自当奉养；妹妹和弟弟在攻读大学，也需要资助：再加上要咬牙偿还债务，他的生活艰辛可想而知。但朱宪彝主意既定，就决无反顾，他一如既往，潜心钻研。医院附近，却医院大门，也医院探望，连同事们都抱怨他“太不近人情”，更不用说娇妻爱子了。
朱宪彝先在内科做了3年住院医师，年担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协助科主任处理全院内科教学和医疗工作，很快被确定为内科学助教、讲师。南京大学戚寿南教授曾经邀请朱宪彝去该校教授生化，因朱宪彝偏爱临床研究工作，未能应聘。年秋，朱宪彝以生化研究生身医院黑斯延斯(Hasting，AB)教授实验室进修一年。年，朱宪彝晋升为内科学副教授。
朱宪彝在北京医院内科接受了严格的正规训练，这为他登上科学殿堂创造了有利条件。朱宪彝特别感激刘士豪教授在事业上给予的谆谆教诲和精诚合作。刘土豪教授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素以勤奋、博学闻名，精于临床，又以生物化学见长。朱宪彝自协和毕业后，即和刘士豪一起工作，师友参半，情深意笃。在刘士豪教授的指导下，朱宪彝毕业后前几年先对营养不良性浮肿进行研究。自年起，朱宪彝便和刘土豪教授长期密切合作，系统地对佝偻病、软骨病及其他代谢性骨病进行研究，为现代钙磷代谢的理论奠定了基础，成为蜚声中外的临床内分泌学家。
（关于刘世豪教授见内分泌医学史l刘士豪(-)）
旧中国的软骨病非常严重，许多妇女因此而造成骨盆畸形，发生难产。北京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马士敦(Maxwell.J.L)和内科主任马克麟(Mcleen.F.C)进行过一些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工作。后来韩能(Hannon.R.R)博士创建代谢病研究小组，医院奥尔布莱特(Albright.F)博士平衡法对软骨病进行研究。韩能回国后，刘士豪和朱宪彝便领导内分泌代谢科的工作。
他们选择各种类型的软骨病患者，得到病人的长期合作，连续给患者做钙磷氮的检查。病人免费住院，住单间；每天吃固定品种和数量的食物，喝蒸镏水，这样好掌握钙和磷的准确摄人量；每4天做为一个小的代谢观察周期，取一次血，并保留4天中的全部大小便，由专人做血、尿、便的钙磷氮测定。由于软骨病是一种慢性病理过程，对病人研究也必须进行长期观察。他们让病人每年9、10月份入院，来年6月出院；然后9、10月份再入院。为了使研究更有科学性，他们请分配在这个科的实习医师也和病人一样，吃固定的饮食，按时留标本检查，做为病人的对照。通过长期的科学研究发现，软骨病的基本病因是钙和维生素D缺乏，给予一半剂量的钙剂注射，即可使钙由负平衡转为正平衡。当时，维生素D刚岩现不久，它的生理和药理作用方式还不十明确。朱宪彝等便对维生素D的疗效进行了极为深入的观察研究，发现对软骨病患者只给钙剂治疗效果不佳，而给以约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即可使钙的负平衡转为正平衡，但持续时间不超过1个月；如加大剂量；～国际单位，连续给10天，则可维持1年之久。这项对维生素D最低有效剂量、开始奏效时间及药效持续时间、治疗后钙磷代谢动态变化的研究，为应用维生素D和钙剂治疗软骨病起到科学指导作用。
朱宪彝等对妊娠、哺乳期的钙磷代谢也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维生素D的充分供应，对预防妊娠哺乳期母亲的骨骼破坏是十分必需的，并第一次证明了维生素D可能通过母乳分泌出以治疗婴儿佝偻病。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儿童佝偻病的高发病因和治疗途径提供了重要启示。他们还第一次用钙磷平衡法在人体证实了紫外线与日光浴对纠正负钙平衡的治疗作用，并确立了以尿钙水平反映维生素D缺乏程度的检测方法。朱宪彝等对饮食中的钙磷比例的研究发现，饮食中钙磷比例为2～2．3：1时，小肠对钙磷的吸收最充分、最合生理要求，如比例增加，血磷就会下降，反之则上；应用酸性药物，可以促进尿钙排出。尿磷和氮的排出也随之增加，其他造成负平衡。他们对涉及软骨病和佝偻病的各方面因素帮给予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从年至年间，朱宪彝等发表了30余篇有关软骨病和佝偻病钙磷代谢的研究文章，其中《软骨病的钙磷代谢(第I至Ⅷ)》的系列论著是反映他们学术成就的代表作。
朱宪彝和刘士豪共同发表在美国巴尔的摩《医学》杂志的最后一篇论文《钙磷代谢研究对肾性骨营养不良发病机理的意义及AT10和铁剂的治疗作用》被推崇为“代谢性骨病研究的奠基石”，是他们精诚合作研究的最高成就。在这项研究中，朱宪彝和刘士豪教授对肾性骨营养不良症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维生素D缺乏症的两种不同临床类型认真比较的基础上，他们发现对维生素D的反应性降低是肾性骨营养不良区别于软骨病的显著特点，并敏锐地觉察到肾脏缺陷和维生素D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内在联系，而这恰是肾性骨营养不良的发病机理中的主要因素。尽管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还不可能对肾性骨营养不良的发病机理的各个细节做出完全正确的说明，但他们所提出的假说确有先见之明。这一假说在二十几年后，由美国的迪鲁卡(Deluca)教授从理论上进一步证实，维生素D需在肝脏羟化后再经肾脏羟化变成活性物质，因而造成维生素D缺乏的症状，形成肾性骨营养不良；而AT10不需在肾脏进行羟化便能发挥作用，因此能治疗肾性骨营养不良症。由朱宪彝等首先命名的“肾性骨营养不良”，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所沿用。
朱宪彝除对软骨病和佝偻病，营养不良进行了深入研究外，对严重的纤维性骨炎、成骨发育不全及正常人的钙磷代谢等一系列代谢性骨病都曾进行过探讨。以至在朱宪彝逝世后，美国著名骨代谢专家帕菲特(Parfitt．A．M)发表长篇纪念文章时说：“三四十年代全世界关于钙磷代谢的研究大部分出之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在这篇题为《朱宪彝一中国维生素D缺乏和软骨病临床研究的先驱》纪念文章中，他还说：“他的逝世标志着代谢性骨病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终结。……他们成就至今仍对我们有重大的教益和深远的指导作用。用现代维生素D代谢的理论已经可以解释当今所做的研究工作，但还有一些问题至今尚不能满意地阐明”。
按照现在的观点看，朱宪彝等当时进行研究时，仪器十分简陋，条件也异常艰苦。但他靠精心的设计、精细的测量、精确的计算、精密的推理，获得了重要的科学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他们用科学实验得到的翔实资料和科学结论，不仅为国际权威著作一再引用，而且为钙磷代谢的更深入研究提供了新课题。朱宪彝在利学研究中所表现的严谨作风曾给他的学生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年协和医学院毕业生、医院副院长须毓筹主任医师曾回忆过这样一段经历：年，朱宪彝让她为一位病人连续观察24小时尿肌酐。每天清晨6时，须医生为病人测量，但测量结果相差悬殊，反复几次，结果总是如此，只好如实将结果抄人病历，并向朱宪彝汇报。一天清晨，她正在实验室测量尿肌酐，无意中发现朱宪彝正在她身后，踮着脚检查测量操作，还严肃地说：“我对你的化验结果很纳闷。今天看你的操作步骤，完全合规矩。请把余下的标本留下，我再做一遍”。下午，须医生去实验室时，朱宪彝也正为化验结果不理想而大伤脑筋。后来须医生不用尿液而用蒸馏水做定量分析，结果两份等量蒸馏水竞也出现了不等的微量肌酐。朱宪彝看到检测结果，莞尔一笑，称赞须医生说：“是你找到了根源。毛病出在我身上，是我把以前用过的人造浮石反复漂洗后重复使用，看来是洗不净的，影响了实验结果”。他就是始终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每一项实验的。
由于朱宪彝在钙磷代谢研究上的卓越成就，他赢得了国际上许多骨代谢专家的推崇和拥戴。年，加拿大著名骨代谢专家雅沃尔斯基(Jaworski)教授来天津拜访朱宪彝，特地赠送给他一本新作，并在书的扉页上恭敬地写道：“送给朱教授——当代钙磷代谢知识之父”。朱宪彝则始终认为，钙磷认谢的研究成果是科学家精诚合作的结晶，他总是称颂刘土豪教授所做的杰出贡献，并说，他和刘教授的友谊和合作“堪称科学家的典范”他曾在由他主编的《内科讲座(8)》的扉页上特别刊出“纪念中国内科学代谢疾病和内分泌专业的先驱、前中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刘士豪教授”的献辞，这在中国恐怕是罕见的义举。
大医至诚德高医粹
在北京医院内科，朱宪彝不仅掌握了精湛的医术，而且培养了严谨的科学作风。医院的大巡诊制度最使朱宪彝难以忘怀。每逢星期三上午，内科总要安排两个小时的大巡诊。事先由总住院医师从各专业组中选出通常是疑难或罕见的病例，经主任同意后公布。到大巡诊时，由实习医师报告病例，要求完整而扼要，再由主治医师做中心发言，对诊断和治疗措施做必要的说明和讨论，并准备回答各位巡诊者的问诘。巡诊会可以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气氛既严肃又热烈。最后由科主任做总结，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在本世纪30年代由狄维德和斯乃博教授主持内科时，这种大巡诊搞得十分活跃。朱宪彝经常以他简洁的发言语惊四座，他似乎不太喜欢旁征博引，而更乐意稳执牛耳。他也从同事的激热争论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以后，他也把这种医院(现医院前身)。
内科G-3病房大巡诊(林俊卿)
1号朱宪彝教授，2号刘士豪教授
朱宪彝对病人一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对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要求也十分严格。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吴阶平教授在向天津医务工作者做有关“临床思维”的学术报告时，曾援引过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他在协和内科见习时，正赶上朱宪彝负责教学。一次，他接诊一位病人，从病史、体征到病程，都很典型，便认真记录了病史和体征，填上“肺结核”的诊断，请朱宪彝复核。朱宪彝阅了病史，复核了体征之后问吴阶平查过痰没有，查到抗酸杆菌没有。吴只好照实回答没有查痰。不想，朱宪彝竟严肃地批评起来：“你现在是四年级学生，就想简单化”!这顿劈头盖脸的批评几乎使吴阶平无地自容。但正是这次批评，使吴阶平懂得了医生的主观分析决不能代替客观检查的道理。在协和的同事的眼里，朱宪彝是一位强闻博记、思维缜密、谨细慎微的医生。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医院被停办。朱宪彝应邀到唐山开滦煤矿医务部任内科主任医师。他原想在开滦继续进行钙磷代谢研究，以发现在缺乏日照条件下矿工职业病特别是骨病的发病规律。但是开滦煤矿毕竟不同于医院，终日忙于门诊和病房业务，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进行系统研究工作。尤其令朱宪彝不解的是，医院订有不少清规戒律，把就诊员工分为三六九等，不是按病情需要而是按职位高低给药治病。朱宪彝几次抗议无效，便愤然辞职，于年回天津开业，并医院院长。年他的医院后，他曾应约兼任内科工作。在民族危亡的艰苦岁月里，他愤恨反动当局的腐败无能，但他无力抗争，只求洁身自好。他鄙视“行医看门第、治病图发财”的腐朽思想，时刻以解除病痛为先。他对富者并不多收费，对贫困病人有时还免收挂号费。他总是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能治一次解决问题的，决不让病人跑两趟，对病情轻微的，他便告诉病人买哪种药服用，而不必多花费跑来诊治。他为成千上万的患者解除了病痛，但始终没有发财致富；他被誉为德高医粹的专家，却长期居住在南门外大街一所非常简朴的房子里。
天津解放后，他先兼任河北医学院内科医院内科主任，尔后毅然放弃私人开业，专任公职，并拒绝人民政府给予的超额工资(每月5千斤小米折价)，情愿享受一般医学专家应得的报酬。年，他出任天津市抗美援朝医疗救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动员和组织全市医务人员参加抗美援朝医疗服务队，组织私人医院，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成为全市和全国颇有声望的高级医学专家之一。
在朱宪彝的全部医学生涯中，医疗工作始终是他倾注心血、刻意求新的工作内容。医院内科主任，一直坚持奄房、示教，主持临床病理讨论会。不管是出席国内重要会议，还是出国工作，回到天津后的医院查房，了解老病人的病情变化和新病人的全面情况，提出新的诊治措施和研究课题。无论在门诊，还是在病房，凡经他诊治的病人，一律按常规从头至脚逐项检查，从不遗漏。一次，妇产科一位患者产后十天腹痛伴发烧，医生认为查体无阳性体征发现，而请朱宪彝会诊。他仔细地逐个部位检查，发现患者巩膜有轻度黄染，经进一步化验，确诊为急性肝炎，对症治疗，很快退了烧。一位内科学教授曾回忆道：一次，朱宪彝查房时，检查由他治疗一个多月的尿毒症患者。严格按常规检查病人的每一个部位，最后戴上指套检查肛门，结果发现肛门周围有一个流着恶臭脓液的窦道，竞一直无人发现过。这件事给甘幼强教授留有深刻印象。朱宪彝经常告诫大家说：“体格检查是医生的看家本领。头痛摸头，腹痛查腹，难免持一孔之见，先人为主，贻误大事”。朱宪彝平素待人和蔼可亲，不摆架子，但对医学院学生和医师的要求却格外严格，有时甚至十分严厉。他经常检查下级医生书写的病历，把病历书写看做是衡量医生工作质量和工作作风的重要标志。他曾经把写得不像样的病例当众扔出病房窗外，也曾经严惩过私自涂改病历的实习医生。他总是告诫大家“医生职责神圣，万莫把生命视为儿戏”。而他自己的严谨治学态度和救死扶伤的精神一直被医务界奉为楷模。
年4月，天津医疗队设在河北省邢家湾的医疗点接待了一位怀抱不满3岁孩子的老乡。患儿两耳流脓、颈部稍硬，3天前拒食，并头向后仰。医生怀疑脑膜炎，正想穿刺时，患儿突然面色苍白，呼吸心跳停止，经紧急抢救，才恢复呼吸、心跳，但又突然牙关紧闭，口吐白沫。正在危急时，朱宪彝赶来，经检查后提出应考虑患儿可能由于化脓性中耳炎引起破伤风。于是一面按脑膜炎治疗，一面又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接连几天，昼夜抢救，患儿仍不断发生严重抽搐和呼吸心跳停止，濒临死亡。在关键时刻，朱宪彝鼓励大家说：“一定要坚持到底，如果孩子能活过七八天，等他自身产牛抗体后，就会逐渐好起来”。果然，抢救到第六天，患儿开始吃奶．第九天意识清楚，孩子从死亡线上被成功地抢救过来，
年，一位23岁的男性青年，因患低血钾、高血压、医院，初步诊断为肾上腺醛固酮增多症，需手术治疗。不料，手术中并没发现有肾上腺异常，而在肾脏上却发现肿瘤组织。可当时朱宪彝出差，在场医生弄不清什么病症，只好暂把切除的肿瘤保存好。朱宪彝回津后，立即让做电镜检查。结合临床资料和电镜检查结果，朱宪彝确诊肿瘤为肾素瘤，经治疗一年后复查，患者情况良好。这是一种极为罕见见的病例，国内系首例报道，国际上当时也仅有加余例记载。
年，医院收治了一位由郊区转诊的席汉综合症(SheehanSyndrome)患者。这种病由产后大出血引起垂体功能低下，并导致甲状腺、肾上腺等多种内分泌腺功能低下，在受到急性感染时可以出现严重的休克或精神失常。这位病医院住院时有精神症状曾被注射冬眠灵，转院时已神智不清、四肢僵直，病情危重。医生们的意见不一，有认为是低血糖造成的，也有认为系冬眠灵中毒所致。朱宪彝会诊后，诊断为冬眠灵中毒，而冬眠灵系席汉综合症的禁忌药物。经尿液检验，证实诊断正确，病人得到应有的治疗后，很快痊愈出院。
年，一位重点大学的女大学生因神经性厌食住院治疗。该患者因争取保持“高分”而思想负担加重，精神抑郁，每天仅能嗑些瓜子，拒食一切食物，住院时身体极为虚弱，毛发脱落。该病无特效药物，需要精神治疗。为使病人早日康复，朱宪彝和主治医生一起，请来病人家属座谈3个多小时，商请家属配合医生共同做病人的疏导工作，结果很快收到疗效。还有一位患极度营养不良患者，急需输白蛋白治疗，但患者经济拮据，一时无法支付费用。朱宪彝闻讯后立即表示：“治病救人要紧!计算一下费用，千元以下由我代付”。他就是这样为病人排忧解难治病扶危的。
朱宪彝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赢得国内外专家的赞誉。他曾多次为中央领导担任保健任务，也曾多次出国为国际上的政界领袖担负医疗任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当面嘉奖。朱宪彝每回想起当年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保健时的情况就幽默地说：“也许那是我最出名的时刻，人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西哈努克亲王的时候，就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或听到我的名字”。那是在“文革”中期，朱宪彝刚刚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即受命当此重任的。朱宪彝逝世后，西哈努克亲王还特意通过我国外交部发来唁电，沉痛悼念这位为恢复他的健康做出重要贡献的医学家。
朱宪彝教授带领的团队在骨代谢和碘缺乏病两大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学术贡献，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内分泌专业发源地之一。朱宪彝教授还在国内首次报告了巴特综合征、肾素瘤和VIP痛(血管活性肠肽痛)等罕见病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在朱宪彝教授去世前，他带病写了两篇文章，即"糖尿病的自家免疫同题”和"免疫内分泌实验动物模型的建立”。还未等两篇文章发表，他就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免疫分泌学的理念是朱宪彝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他的学生们沿着朱教授提出的理念，在临床上以开展活组织检查为手段，寻找组织受到免疫损伤的证据，用免疫抑制治疗的手段治疗疾病，在糖尿病、骨代谢、甲状腺疾病和垂体等多个领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继续完成朱宪彝教授丝前的遗愿，努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树人为本质量至上
创办天津医学院，是朱宪彝教授对我国医学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也是他作为医学教育家的新的里程碑。
解放前的天津，曾经有过高等医学教育的记录。北洋医学堂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西医的高等教育机构。河北医学院在抗战后曾一度迁来天津，但解放后即西迁保定。医院于年底正式开诊后，也曾动议与南开大学合办医学院，终因时局动荡，未付实施。而天津市拥有大批的中西医学专家，全国知名人士也大有人在。能否在天津创办医学院校，一直为有志之士所关切。
天津解放前夕，朱宪彝的朋友曾劝他尽早南下，或者出国谋职，凭他的资历和才学，定能闯出一番天地。但是，朱宪彝热恋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决计守在天津，再图发展；并送他的两个儿子到解放区参观考察，评价共产党的政策和政绩。天津解放后，市政府的领导到朱宪彝家探望，他开始还很拘谨，甚至有些自恃；但一经促膝谈心，居然一拍即合。他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很是赞赏，认为这些领导颇有才华，却没有国民党政客的作风，便把他们视为知己。市长黄敬、文教部部长黄松龄便成为朱宪彝家中的贵客。他们对朱宪彝的渊博学识、精湛医术、刚正作风也格外推崇。朱宪彝在 中的模范行动更赢得市领导的信任和拥戴。当朱宪彝代表范权、方先之等专家向黄敬市长提出创建天津医学院的倡议时，立即得到批准。年3月，天津市政府批准成立由黄松龄、杨石先、朱宪彝、李允恪等各界权威人士组成的天津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同年6月，朱宪彝被任命为天津医学院院长。
对于这个任命，朱宪彝亦喜亦忧。喜的是自己的倡议即可实施，如愿以偿；忧的是个人能力有限，恐有负重托。他曾经一再向领导表示，愿意推荐杨济时教授当此重任。杨教授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两次留美，曾任湘雅医学院代理院长、武汉医学院院长等职，资深阅广，是知名的内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但领导既已决定，他只有殚思竭力、迎难而上了。
朱宪彝不愧是一位精于筹谋的实干家。自任命后3个月，他就完成了筹建医学院的大部分工作：与南开大学议妥医预班教学事宜；洽购南开大学东院房舍(即甘肃路原天津医学院校址，现天津教育学院)；选派临床教师赴北京等地高等医学院校进修基础医学、筹建基础教研室；与正在国外工作的医学家联络，争取他们回国执教；选聘有才学的教师来院任教；设计基础课实验室，并着手订购仪器设备；物色精干的秘书、行政及工勤人员，建立行政机构。到9月份，第一批50名本科生就正式进南开大学生物系学习医预科了。又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新校舍基本安排停当，进修教师陆续返校工作。年10月15日，在黄敬市长的亲自主持下，天津医学院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朱宪彝激动得眼睛里噙着泪花。是成功的喜悦，还是感激的深情，他抑制不住内己的感情，终于流出了热泪。他自己也难以想象，竟然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医学院。如果没有市领导的关怀，没有各位专家和同仁的支持。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万万不能成功的。他第一次感到了党组织、人民政权的力量和温暖，是那样亲切，那样诚挚。
办校之初，他的协和校友们也曾为他捏把汗，担心这位“书呆子”出师不捷，有负众望，也自毁英名。现在，事情办得如此神速快捷，还真有点出乎意料。大家纷纷献计献策，再助一臂之力。年朱宪彝聘请方先之教授主办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聘请赵以成教授主办全国神经外科医师进修班，他本人则主持隔周一次的临床病理讨论会，邀请天津医务界人士出席。一时间，天津医学院院内热火朝天，院外名声大振，很快打响了科研培干的第一炮。这些培训班和研讨会后来一直坚持了许多年，成效十分显著，天津的许多知名专家如范权、金显宅、施锡恩、林必锦、张纪正等都成为天津医学院的教授，为天津医学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医学院在朱宪彝院长的领导下，逐步形成为天津市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核心力量。
但事情绝非一帆风顺。最令朱宪彝院长心焦意急的是医学院的医院问题。根据国内外的经验，特别是朱宪彝在协和的亲身经历，医院是创办医学院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医院的落实一直存在着障碍。直至年，这一积案才得到解决，他才稍松一口气。年，天津医学院易名为天津医科大学，国家又派来乔国铨同志当校党委书记，朱宪彝校长才开始由全面行政管理逐步移向学术领导工作。在贯彻“高教六十条”之后，天津医学院恢复原称，并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年，朱宪彝开始招收内分泌学研究生，并接收国外进修生。正当朱宪彝专注于制定学院的发展规划、设计三所综合性医院发展蓝图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三所医院相继脱钩，加上战争疏散等人为的破坏，天津医学院的元气大伤。朱宪彝看到苦心经营的天津医学院竟落到这般天地，不止一次地流下了泪水。但是，当年街道上的红卫兵去抄他的家时，他却显得格外镇定自若。他默默地离开了家，搀扶着老伴，带着几本最新的期刊和卡片资料。医院、学校、事业，这是他的灵魂所系，生命所在。
由于朱宪彝院长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的贡献，他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当选为天津市第一至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于年曾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曲折，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于年开始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并成为我国第一批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导师之一。他益加焕发革命青春，为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贡献着聪明才智。
这里记载着他年来为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提出的建议和所做的勇敢探索；
年，在病榻上，由他口授，嘱人代笔撰写《医学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恢复元气》的长篇文章，并郑重声明，非经本人许可，编辑部不得做任何修改；
年，由他倡议，与南开大学合办八年制医学教育试点班，与天津大学合办生物医学仪器试点班；
年以来；他为选派中青年科技骨干出国进修制定了周密计划，付出了巨大心血：
年，即使他担任名誉院长以后，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密切地 新华社天津1月3日电：我国著名医学专家，八十一岁的天津医学院名誉院长朱宪彝教授，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于年12月25日不幸逝世。朱宪彝教授追悼会今天下午在天津医学院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倪志福，以及陈伟达、张再旺、李瑞环、崔月犁、钱信忠、宋健等送了花圈。天津市和中央有关部门也送了花圈。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来了唁电。
发来唁电的还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学者。
中共天津市委、市人民政府负责人，以及我国卫生界、教育界的专家、教授和朱宪彝同志的生前友好一千多人参加了今天的追悼会。
朱宪彝教授把一生献给了医学事业。早在三十年代，他在医院时，就系统研究钙磷代谢，取得卓越成果，成为闻名中外的内分泌专家。年，他创建了天津医学院，此后曾任院长、党委书记和内分沁研究所所长。他多次被评为天津市特级劳动模范，曾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朱宪彝教授生前主张多开展尸体解剖，对人体病理进行研究。根据朱宪彝的遗愿，他的家属已将其遗体献给医学院，进行病理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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